1996年6月至1997年2月，北京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某纺织公司”）经海关批准，保税进口羊毛条300余吨，货值1200余万元。按规定，该批货物加工后应复运出境，但该公司却擅自在境内销售牟利。为逃避补缴关税及增值税（共计425万元），公司总经理姚某与报关员叶某，勾结福建农民洪某胜、洪某命，伪造出口合同，利用后者提供的假出口报关单向海关办理核销，将应缴税款全部“冲抵”。其中，姚、叶二人伙同洪某胜偷逃税款283万元，伙同洪某命偷逃税款141万元。

在此之后，几人并未就此收手。姚某与叶某还伪造来料加工合同10余份，骗领来料加工手册15本，倒卖给洪某胜、洪某命，违法所得54万余元归个人使用。洪某胜、洪某命又将手册加价转手，分别获利37万元和21万元。

最后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一审判决：被告单位某纺织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，判处罚金425万元。总经理姚某获刑12年，报关员叶某获刑13年，两名外部人员洪某胜、洪某命分别获刑20年、17年，并处高额罚金。

第一个争议：本案是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？

庭审中，辩护方曾试图将责任归咎于个人行为，主张应由具体经办人员承担刑事责任。但法院经审理查明：姚某作为公司总经理、叶某作为公司报关员，二人实施走私行为的目的是为单位谋取非法利益——将本应补缴国家的425万余元税款留存于单位。且走私所得主要归属于单位，而非个人私吞。

因此，法院依法认定本案为单位犯罪，被告单位某纺织公司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，姚某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、叶某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应当同时追究刑事责任。这一认定严格遵循了刑法第三十条、第三十一条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，准确把握了“以单位名义、为单位利益、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”的认定标准。

第二个争议：叶某只是奉命行事，应认定为从犯？

叶某及其辩护人提出，叶某未参与预谋，仅系听从总经理安排“奉命行事”，在共同犯罪中处于从属地位，应依法认定为从犯，从轻或减轻处罚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叶某的辩解不能成立。理由在于：

其一，叶某作为公司报关员，在走私犯罪中承担了关键环节的实行行为——具体负责伪造出口销售合同、使用虚假报关单核销税款。没有报关员的技术操作，走私目的无法实现。

其二，主从犯的认定标准是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实际作用和参与程度，而非职务高低或是否参与最初预谋。叶某在犯罪实施过程中起主要作用，依法应认定为主犯。

其三，共同犯罪中，“奉命行事”不能成为免除或减轻刑事责任的正当理由。只要行为人明知行为性质且自愿参与实施，就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。叶某作为专业人员，对伪造合同、使用假报关单的违法性具有明确认知，其选择参与而非拒绝或举报，理应承担主要责任。

看完这个案件，希望大家能明白，首先，保税货物不是免税货物。不出口就得补税，这是铁律。第二，“奉命行事”不是免死金牌。在关键环节动了手，就得承担关键责任。最后，案发后补缴税款确实能从轻。但补税只是减刑因素，不是脱罪理由。

所以如果有人问：我只是奉命行事，也要判刑？答案就明白了：关键看你在哪个环节。如果只是端茶倒水、跑腿打杂，可能没事；但如果你在伪造合同、使用假单证这些关键环节动了手，就得承担主要责任。叶某判得比总经理还重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或者问：我只参与了一部分，要为全部后果负责吗？回答是要。共同犯罪的基本规则是：参与人对整体后果负责。姚某说“只应负3本手册责任”，法院没采纳——他参与了全部15本，就得为15本担责。

如今这个案子还在被反复提起，不是因为案情多复杂，而是因为它把单位走私犯罪的几个关键问题都讲透了。

编辑：袁钰琪（实习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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